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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28 19:12:26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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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而如何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有效衔接,防止返贫并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层面亟待回答的核心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乡村依然面临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主体缺位,单一依靠政府投入导致路径依赖,社会资本下乡面临水土不服等问题,诸多因素交织使得乡村陷入集体行动困境。面对如何凝心聚力、优化配置以实现乡村资源高效利用、效益最优的问题,湖南省隆回县向家村的案例提供了一个实践案例。
在农业发展方面,向家村彻底改变了以往靠天吃饭的分散种植模式,依托华兴公司构建的企业加农户加专业合作社帮扶机制,推动传统农业向特色化、规模化、效益化方向发展。在具体实践中,村集体引入社会资本500万元建设现代农业大棚,重点培育特色辣椒、樱桃番茄、冰菜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结合乡村旅游发展需求,引导村民规模化种植油菜田500余亩,发展大秋甜柿与腰带柿200余亩,形成春季赏花、秋季摘果的农业景观带,实现了农业生产与旅游观光的双重收益。针对农产品销售难题,华兴公司建立了上门收购机制,对村民生产的生猪、鸡鸭、蔬菜等农产品按市场价统一收购,有效解决了农户销售难的问题。经过这些努力,2023年全村农业总产值就突破了1500万元,香猪养殖合作社存栏量达2000头,年收入240万元。梨子园、柿子园等经济林效益逐步显现,传统农业实现了从维持生计到创造效益的根本转变。
自2017年起,向家村依托九龙山南麓的生态资源和远古驿站的文化底蕴,创新性地提出体育加旅游发展模式,着力打造牛天岭景区,实现了旅游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式发展。景区陆续建成游船中心、彩虹滑道、儿童乐园、5D战车、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近20个旅游项目,于2020年成功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通过举办“侨心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湖南夏季乡村文化旅游节”“日丰杯自行车马拉松赛”等赛事活动,形成了以赛事带动旅游、以体育促进产业的发展格局。2024年,村集体收入达117.45万元,2025年预计突破132万元,旅游产业直接带动520余名村民就业,村民经营的农家乐在赛事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00桌,土蜂蜜、红薯干、猪血丸子等特色农产品也因游客消费需求大大增加,旅游产业已成为村集体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
向家村通过推动农业、旅游、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产业价值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了一产提供原料、二产深化加工、三产拓展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在现代农业生产环节,农业科技示范园既为游客提供生态采摘体验,又成为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基地,2024年通过游客采摘、假日休闲和农副产品销售,营业收入达800多万元,利润130万元。在农产品加工环节,依托旅游市场需求,筹建农副产品加工作坊,开发出岩口豆腐干、向家玉兰片、向家香猪腊肉、红薯干等深加工产品,借助电商平台,农产品销售增加50余万元。在旅游服务环节,围绕旅游配套发展民宿8家、大型农家乐1家,配套建设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等服务设施,形成了完整的旅游服务产业链。2024年,旅游带来1495.9万元的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70%,村民人均从旅游相关产业获得年收入1.8万元,真正实现了产业互促、价值共创的良性发展。
向家村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通过优化班子结构、规范组织生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组织基础。目前村党支部共有党员29名,其中35岁以下5名,大专及以上学历9名,党员致富带头人3名,班子结构持续优化。党支部坚持每月开展“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组织生活解决饮水安全、道路维修等民生问题78件,2020年以来调处矛盾纠纷177起,矛盾纠纷数量同比下降54%,信访数量同比下降55%。定期组织“五个到户”“敲门行动”等入户走访活动,对全村所有农户全面摸排,及时收集反馈民情民意,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2023年被评为湖南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村。
向家村着力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通过制度保障和组织建设,确保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村里制定完善了《向家村村规民约》,经过村支两委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三级讨论通过,明确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制度,确保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成立村民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禁赌禁毒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引导群众移风易俗,简化婚丧礼仪,杜绝铺张浪费,每年简办、停办红白喜事20余起。开展孝善家庭、好婆婆好儿媳等评比活动30余次,选树群众身边的道德榜样,激发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如今村民参与治理的主动性明显提高,形成了大事一起议、小事共同管的良好自治氛围。
向家村创新推行村企携手治理模式,华兴公司作为对口帮扶企业,不仅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还深度参与乡村治理各项工作。华兴公司组建扶贫工作队长期驻村,下属8个分支企业对口帮扶向家村8个村民小组,每个管理人员结对帮扶1户贫困户,形成企业包组、干部包户的帮扶机制。公司投入资金完善治理设施,全村安装50多个摄像探头,建立警务室,配备3名专职保洁员,实现垃圾集中处理。2024年开展“幸福敲门、安全陪伴”大走访活动,发放宣传单700余份,内容涵盖防一氧化碳中毒、禁种铲毒、利剑护蕾等12个方面,实现了安全防控与环境治理的常态化。此外,华兴公司与村集体共同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公司员工、党员干部、村民群众均参与其中,常态化开展植树造林、环境整治、导游讲解等志愿服务活动,形成了村企联动、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向家村高度重视文化阵地建设,努力为村民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空间。行政村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办“归与书院”,开设“文明大讲堂”,设置阅览室、音乐室,配备各类书籍近3000册,打造15分钟文化服务圈,村民可以随时参与阅读、培训和文化活动。建设了300余米长的中华传统美德、家风家教家训文化长廊和法治文化长廊等,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古今名人优良家风和本地道德模范事迹,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文化熏陶。成立向家村花鼓剧团,经县文化局验收确定为全县送戏下乡演出单位,2024年组织文化下乡演出12场,覆盖群众超过1500人次。同时创作了《美丽向家村》《老村长》等6首歌曲和《美哉,新向家》《向家斌》等文学作品,用艺术形式歌颂乡村振兴成果,传播正能量。
向家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抓手,通过志愿服务、节庆活动、移风易俗等工作,激发村民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组建了由党支部领导的党员先锋队和巾帼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助老扶弱、环境整治、普法宣传等志愿服务。2025年以来全村共开展志愿服务14次,参与达448人次,服务总时长超2600小时。在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组织粽享欢乐、重阳团聚会等主题活动10余次,2022年重阳节为全村118名65岁及以上老人举办敬老孝老重阳团聚会,发放防寒物资,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大力推进移风易俗,通过村规民约明确禁止铺张浪费、禁赌禁毒,定期召开禁毒禁赌会议、“利剑护蕾”会议,有效遏制不良风气,村民文明素养得到显著提升。
向家村注重发挥榜样示范作用,通过选树典型、表彰先进,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连续6年开展最美向家人、敬老孝亲模范等评选活动,选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32名,通过村广播、文化长廊、村民大会等多种形式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让村民学有榜样、做有标杆。成立爱心公益基金会,筹措爱心公益基金120多万元,用于帮助村民解决大病就医、留守儿童文具购买、留守老人生活保障等实际困难,彰显了互助友爱的文明新风。华兴公司董事长向长江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者,其返乡帮扶、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成为村民学习的榜样,带动更多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形成了人人讲文明、户户争先进的良好局面。
向家村优先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环境改善提供硬件支撑。在道路交通方面,将6.8公里环村大道拓宽至6米宽的油砂路,新修环山观光游步道3公里、通组公路5条共计10.6公里,彻底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水利设施方面,投资2264.77万元修建凤凰潭小Ⅱ型水库,建设容量2000吨的抽饮水工程,让全体村民用上自来水,新修高标准水渠8公里,有效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公共设施方面,修建停车场15个、停车位2000多个,公共厕所15座、蹲位500个,安装路灯360盏,配备垃圾拖运车2台、垃圾斗8个、垃圾桶500个,安排3名专职保洁员负责日常清扫,实现了道路硬化、饮水安全、垃圾处理、照明覆盖等基础保障。
向家村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通过“三清五改”“穿衣戴帽”等措施,不断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在“三清”工作中,整治公共场所卫生11500平方米,实现无垃圾乱倒、禽畜乱跑、黑臭水体、乱搭乱建等现象出现。“五改”方面,完成危房改造91户,实施改厨、改厕、改栏等249户,铺设污水管道8000余米,实现雨污分流。穿衣戴帽工程对全村民居外墙进行统一美化,形成白墙红瓦、粉墙蓝瓦等特色风貌。长效管理方面,实行户分类、村收集的垃圾处理模式,2024年组织开展屋前硬化、内外净化、适当绿化的乡村“三化”、门前“三包”景区、乱摆、乱贴、乱挂的“三乱”清理工作共10余次。2024年开展的人居环境满意度调查显示,735份有效问卷中满意率达到91%,比较满意占6%,村民对环境改善的满意度大幅度提升。
向家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通过植树造林、古树保护、生态管控等措施,着力打造天然氧吧。在植树造林方面,连续8年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栽种小叶樟、玉兰、丹桂等名贵树种400余株,建成观赏林和经济林6万多平方米,森林覆盖率提升至95.5%。古树保护方面,为361棵古树悬挂保护牌,建立古树档案,安排专人管护。生态管控方面,严格禁止乱砍滥伐,规范畜禽养殖,实行禁炮、禁塑措施,景区内负氧离子含量检测达70000个/cm³,年平均气温15.4摄氏度,年最高气温28℃,年相对湿度85%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2022年向家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优美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吸引游客、推动发展的重要优势。
向家村通过产业带动和就业帮扶,实现村民收入大幅增长,贫富差距逐步缩小。2024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7万元,较2014年的不足2000元增长10倍以上。收入结构从单一农业收入转向多元化增收,其中旅游相关收入占比40%,农业收入占比35%,务工收入占比25%。从收入分层看,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3.9万元,较高收入家庭2.6万元,中等收入家庭1.9万元,较低收入家庭1.35万元,低收入家庭1.2万元,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全村无绝对贫困家庭。村集体经济从零收入增长至2024年的110万元,通过集体分红、公益支出等方式反哺村民,2024年为全村65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助每人1200元,为20名大学生发放“长江奖学金”,实现了集体增收与村民致富的双赢局面。
向家村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村民生活品质。教育发展方面,全村初中及以下学历412人,高中或相当学历318人,在校大专及以上学生79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100%。“长江奖学金”覆盖所有考上大专及以上的学生,2024年资助学费超过10万元。医疗卫生方面,2024年全村医保参保率达到98.32%,位居全镇前列,与隆回县第二人民医院、隆回县中医医院合作开展基础疾病诊断、骨关节疾病义诊4次,建成村级卫生室并配备2名医生,实现小病不出村。文化体育方面,建设健身器材场地8个、篮球场6个、大型足球场1个、小型室外足球场3个、室外拓展中心1个,拥有归与书院和农家书屋2个图书馆,成立花鼓剧团和老年科学技术协会2个群众组织,村民文化体育生活日益丰富多彩。
向家村重点关注脱贫户、监测户、老年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精准帮扶机制,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户监测户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2024年消除监测户风险6户13人,实施临时救助3人。关爱老年群体方面,为独居、空巢老人提供敲门行动和送餐服务,志愿者结对帮扶孤寡老人定期入户探访慰问,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并与卫生服务中心合作,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上门巡诊等方式,创造便利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呵护留守儿童方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提供作业辅导和心理疏导服务。其中归与书院设置“留守儿童放学后守望计划”“乡村阅读计划”等公益项目,共开展活动100余场,累计服务8000余人次。通过这些精准帮扶措施,特殊群体生活得到有效保障,2024年全村无返贫现象发生,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这些细致周到的帮扶工作,确保了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不让一个人掉队,真正实现了发展成果由全体村民共享的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亟须超越传统单一主体主导的线性模式,转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型治理格局。这一格局的有效运转,并非依赖主体的简单叠加,而是根植于各主体间清晰的角色定位、功能互补与良性互动所形成的系统化逻辑。向家村的互动逻辑强调以“政府主导、社会主力、农民主体”为基本架构,通过搭建主体协同网络、健全制度化的保障机制、推动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的有效转化,形成主体协同发力、机制保障运行、动力持续生成的有机整体。
政策作为政府引导乡村发展的重要工具,其精准性与前瞻性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隆回县委、县政府在政策引导中,始终围绕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制度设计与实践落地两个层面明确发展方向。一方面,积极探索“村公司模式”,将每村(社区)成立村级振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并通过制度约束明确村公司的经营收益需优先用于完善村内基础设施,确保发展成果直接反哺乡村建设,实现“发展为民”的核心目标。
在乡村振兴的多元协同格局中,以企业、社会组织等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构成了驱动乡村发展的关键“动力源”,尤其在政府无法提供较大投入的不发达地区,社会力量的催化和动力作用更应充分凸显。在向家村的案例中,华兴公司作为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并非简单的慈善捐助或短期帮扶,而是通过市场化的利益联结与可持续的合作机制,激活乡村的内生发展潜能。这一“催化”作用的有效发挥,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理性,构建了兼顾商业回报与社会价值的共赢模式。
在第一产业层面,发展香猪养殖、特色果蔬种植等特色农业,为产业链提供优质原材料,同时带动村民参与农业生产,实现家门口就业。在第二产业层面,建设农产品加工车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对第一产业产出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避免“只卖原料、不赚加工钱”的困境。在第三产业层面,依托乡村的自然景观与特色农业,发展乡村旅游、乡村体育等业态,拉动消费需求,形成“以旅促农、以农兴旅”的良性循环。
针对有创业意愿的村民,村里不仅组织他们赴外地考察学习先进经验,拓宽发展视野,还邀请电商专家开展直播带货技能培训,帮助村民掌握新型销售模式,培育出一批创业典型。如村民向梅生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蜂蜜,打开了产品销路,实现了创业增收;村民向文武承包经营彩虹滑道项目,凭借优质的服务与创新的运营思路,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其中,村民向洪贵的转变尤为突出,他原本是一名外出务工者,通过参加村里组织的养殖技术培训,掌握了香猪养殖技术,再加上50万元创业贷款的支持,从务工者转型为年收入达240万元的香猪养殖大户,同时还带动20余户村民共同养殖香猪,实现了“一人创业、众人致富”的抱团发展局面。
在产业合作模式上,村里采取“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社”的模式,明确村民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全部由公司上门按市场价格收购,并且推行“保底收益”机制,即使市场价格波动,也能保障村民获得最低收益,从根本上降低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市场风险。以村民刘炳奎为例,他承包4亩水田发展“种藕、养鱼、养泥鳅”的立体种养模式,起初担心产品销路与收益问题,华兴公司提前承诺保底收购,让他彻底打消“创业亏本”的顾虑,放心投入生产,当年就获得8万多元纯收入,切实感受到受益赋能带来的保障与信心,也为其他村民参与产业发展树立了榜样。
村民以土地经营权、闲置房屋等核心资源入股旅游项目与农业合作社,村集体则以景区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及其他闲置资源入股,帮扶企业不参与股权占有与分红,仅以资金注入、技术支持的方式助力项目发展。这种股权设计既保障了村民与村集体的长期收益权,又充分发挥了企业的市场与技术优势。例如,向家村将2000平方米土地入股牛天岭景区,村民每年可获得保底租金与项目盈利分红双重收益;2022年,土地入股旅游项目为村民带来80万元租赁收入,向家村农业科技示范园同步实现10万元收入,切实让资源变资产、资产变收益。
帮扶企业与村集体联动,从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出发,多维度开发就业岗位,为村民提供稳定增收路径。一方面,全村先后培育23户种养专业户,打造20多个旅游项目,仅基础设施建设与危房改造项目就解决140多名村民就业;景区优先招聘本村村民,设置景区服务、项目建设等岗位,520名村民通过景区就业实现人均每年1.8万元的旅游相关收入。另一方面,村集体成立建筑劳务队,承接村内道路维修、民宿改造等工程,2022年承接项目金额达23万元,劳务输出还获得0.52万元稳岗就业奖补;政府、企业与村集体还联合设立护林员、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弱劳动力,仅2020年帮扶公司就提供80个就业岗位,其中33个岗位实现本村村民就业,实现“就业一人、增收一户”的目标。
为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向家村通过政企协作构建全链条产销支撑体系。村集体成立财路岭生态农业公司,村民自筹资金200多万元,县财政补贴100万元建成高效农业大棚,由帮扶公司负责市场对接与销售推广;帮扶公司与村民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对香猪、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实行上门收购,确保村民“种得好、卖得出、有收益”,带动村民人均增收1000至3000元。同时,搭建农村电商智能交互系统,打造向家村本土品牌商品,帮助种养殖户突破地域限制,通过线上渠道扩大农产品销量,形成线下保底收购、线上品牌推广的双重销售保障。
在多元协同治理框架下,构建制度化、程序化的村民决策参与机制,是确保其主体地位、激活内生动力并提升治理合法性的关键。以多层次、差异化的议事平台与协商程序精准对应不同性质与层级的公共决策需求,形成权责清晰、运行有序的参与体系。在这种安排下,既能有效吸纳村民的本地知识、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公信力,又能避免因沟通不畅或参与不足导致的治理内耗与发展阻力,为政府引导与企业参与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民意支持。
由村民代表、村两委成员、乡贤代表共同组成村民议事会,明确将产业项目引进、集体资金使用、发展规划制定等重大事项纳入议事会决策范围,通过投票表决确定最终方案。例如在基础设施建成后,村庄发展方向面临选择时,县委领导、村支两委与企业高管并未直接定调,而是联合召开多轮群众座谈会,发动村民围绕如何让基础设施发挥最大效益建言献策,最终通过村民议事会投票,一致确定发展乡村旅游与“旅游+体育”的特色发展思路,确保重大决策符合村民意愿。
针对饮水安全、道路维修、矛盾调解等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小事”,向家村建立每月固定的“屋场微课堂”“院落恳谈会”制度,由村干部下沉至村民屋场,与村民面对面沟通需求、解决问题。2024年,全村累计召开“屋场微课堂”32场,覆盖8个村民小组的1008人,共解决各类民生问题78件;同时将村服务中心功能前移,办事窗口下沉至屋场,2020年以来成功调处矛盾纠纷177起,矛盾纠纷数量同比下降54%,信访数量同比下降55%,实现“小事不出屋场、矛盾不出村庄”。
针对项目建设用地、土地流转补偿、景区收益分配等涉及政府、村集体、企业、村民多方利益的专项事务,向家村建立“村企恳谈会”“农户代表座谈会”等协商机制,邀请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讨论,寻求利益平衡点。如在项目建设初期,部分村民存在“担心土地被兼并,宁愿撂荒也不愿出租”的顾虑,县委政府主动提供担保承诺,村支两委干部逐户上门沟通,组织村民代表与企业召开多轮协商会,明确土地流转的收益标准与保障措施,最终顺利完成土地流转,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
成立村民委员会议事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并邀请企业高管参加,企业与村两委每周召开碰头会,协调项目进度;整合政府志愿者、企业志愿者、村民志愿者、形成志愿队和禁赌禁毒理事会、交通安全协会等自治组织,日常开展植树造林、环境整治、导游讲解等志愿服务活动,在旅游旺季、大型活动开展交通疏导、游客服务等工作。2025年以来全村共开展志愿服务14次,参与人次达448人,服务总时长超2600小时,筑牢了文明实践阵地。
在复杂治理场域中,健全的监督约束是保障乡村协同发展模式规范运行、防范风险的“安全阀”。通过刚性的制度规范、透明的运作流程与有效的问责手段,对政府、企业、村集体及村民等多元主体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引导与规制,确保公共权力与市场资本的行使始终服务于乡村整体利益与长远发展。向家村通过明确规则、拓宽监督渠道、强化保障举措,实现村内事务全流程透明化、规范化管理,既维护多元主体合法权益,也为乡村长期稳定发展夯实制度根基。
向家村构建多层级、广覆盖的多元监督网络,确保监督无死角。一方面,组建村民监督小组,全程参与村内重大事务监督,尤其在重点项目推进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村内旅游项目建设时,由院落代表、村民小组代表、党员代表共同推选人员组成招投标监督小组,全程监督招投标过程,仅这一项举措每年就为村级集体经济增加近百万元收入;另一方面,专门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向家村妇联监督小组等组织,坚持“大事小事都上台面、大小诉求都来商议、大小矛盾不出家门”的原则,将监督触角延伸至村民生活、产业发展、资金使用等各个方面,形成“人人可监督、事事受监督”的格局。
为防止监督泛化、虚化与口号化,向家村同步推进配套保障举措,确保监督约束机制真正落地见效。一是设立“法治小院”,开设文明法治大讲堂,聘请法律顾问定期驻村提供法律咨询与指导,2024年累计开展普法宣传24场,使村民法律知晓率提升至92%,为监督提供法治支撑;二是建立村级警务室,在村庄与景区关键位置安装监控探头50余个,实现治安全覆盖,近年来未发生重大治安案件,为监督营造安全环境;三是依托向家村花鼓剧团,自编自演法治文艺节目,定期举办消防法、交通安全法知识培训与应急演练,同时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矛盾调解会、乡贤议事会+志愿服务队”的“五会一队”,多维度提升村民学法、懂法、守法意识,为监督约束机制的有效运行奠定群众基础。
具体而言,要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资源整合,打破部门壁垒造成的资源碎片化问题,让政策资源更集中、更精准地投向乡村发展需求;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将工作重心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为各类主体参与乡村振兴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发挥财政资金与政策工具的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既避免财政资金“单打独斗”的低效,也防止社会资本无序进入损害农民利益。唯有政府精准定位“赋能者”角色,才能有效激发各类主体的内生动力,保障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不受侵蚀,为协同治理的可持续性筑牢基础。
向家村的实践充分证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与乡土社会建立深度联结,这种联结既包括基于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也包括基于信任的情感互动。企业可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将乡村的特色资源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产品;通过开展技术帮扶,提升农民的生产经营能力;通过对接外部市场,拓宽乡村产品的销售渠道,将外部资源转化为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应定位为乡村特色资源的“整合者”与现代化发展的“服务者”,在追求合理商业回报的同时,充分尊重当地的乡风民俗与文化传统,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权益,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像修建通村通组公路、完善供水供电设施、整治村庄环境卫生这类投入,不仅能直接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更能传递外部主体的合作诚意,释放“可信承诺”的信号,逐步拉近与村民的心理距离。其中,政府需要扮演“合法性担保人”的角色,通过协调政策资源、搭建沟通平台等方式,为外部主体与村民的初期合作扫清障碍,增强各方对乡村发展的信心。破局期的关键就在于用实际行动搭建信任桥梁,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公共福祉提升,才能为后续更深层次的协同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当基础信任初步建立,乡村振兴便进入塑形期,这一阶段的重点要从硬件设施的公共品投入,转向“关系性投资”和产业培育,推动外部资源逐步转化为乡村内部的社会资本。这里的“关系性投资”并非简单的资金投入,而是通过主体间的深度互动,培育信任、规范和合作能力的过程。比如在产业发展中优先使用本地劳动力,让村民通过务工参与产业进程,既获得经济收入,也增进对外部主体的了解;鼓励村民以土地经营权、闲置资产等多种形式入股产业项目,使村民从“务工者”转变为“合作者”,共享产业发展收益;通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共同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等方式,促进村民之间、村民与外部主体之间的情感交融。
在经济层面,制定股份制合作章程、明确收益分配办法,保障各方利益不受损害。在治理层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建立各类专项议事规则,规范乡村事务决策流程。在文化层面,修订村规民约、设立激励表彰机制,弘扬乡村文明新风。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将基于个人关系的“特殊信任”转化为基于普遍规则的“系统信任”,将临时性的合作安排固化为长效的治理结构。通过制度建构,乡村能够获得自主整合资源、协调利益、创新业态的能力,真正实现从依赖外部“输血”到具备内部“造血”功能的转变,这也是巩固乡村振兴成果、内化发展动力的根本保障。
随着治理共同体逐步构建,规范的生成路径需要实现转变,从依赖外部植入转向注重内部生成,从行政强制转向自治共识。这就需要通过民主协商机制,如村民会议、议事协商会等,引导村民结合本村的历史文化、发展实际和群众需求,共同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及各类专项制度。同时,可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开展文明家庭、最美村民等评选活动,将抽象的价值导向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这种内生于社区的共识性规范,因充分体现村民的共同意志,具有更高的合法性与认同度,能够实现从“要我遵守”到“我要遵守”的转变,让规范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与持久性。
紧密的社会联系网络是治理共同体的结构性载体,没有稳定的网络联结,多元主体难以形成协同合力,治理共同体也会成为“空中楼阁”。传统乡村发展中,因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集体事务参与不足等原因,部分乡村呈现原子化的松散状态,村民之间缺乏有效联结,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多元协同治理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经济合作、公共事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等多种渠道,打破这种原子化格局,构建起多元主体之间纵横交错、紧密联动的合作网络。在经济层面,以产业为纽带形成的股份合作、产销联盟等,将分散的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嵌入现代化的经济网络中,让村民在产业发展中形成利益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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